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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淡化“鼓励晚婚晚育”相关法律规定 提高育龄夫妇“二孩”生育热情
发布日期:2016-04-07

民革党员、青田县政协经济委副主任汪智影反映,为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和实施,建议政府淡化并逐步取消“鼓励晚婚晚育”相关法律规定,以提高育龄夫妇的“二孩”生育热情。理由如下:

一、“鼓励晚婚晚育”政策已不适应当前人口环境。我国2002年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出“鼓励公民晚婚晚育”,这是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背景之下而设立的,目的在于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和提高人口质量。该政策实施三十多年,我国人口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劳动力减少、生育能力弱化等问题突显并带来诸多社会矛盾。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正是顺应当前人口环境现状、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具体举措。因此,以控制人口增长为主要目的的“鼓励晚婚晚育”政策已不适应当前人口环境

二、“鼓励晚婚晚育”政策已无现实意义。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法规规定,男25周岁以上、女23周岁以上结婚为晚婚已婚妇女24周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子女为晚育。这一规定是在我国当时平均结婚、生育年龄普遍偏低的具体情况下制定的。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人们生育理念的改变、结婚生育成本的提高,近年来我国结婚、生育平均年龄普遍上升,许多大中城市大龄“剩男剩女”现象普遍增多。据2012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结婚的平均年龄为24.98岁,其中男性为26.41岁,女性为23.71岁;妇女生育平均年龄为29.13岁,比2000年推迟了2.82岁。以上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结婚、生育平均年龄已普遍晚于国家提倡的“晚婚晚育”所规定的年龄,提倡公民晚婚晚育已无现实意义。

三、鼓励晚婚晚育已产生一定的副作用。一是鼓励晚婚晚育不利于人口优生优育。按现有我国妇女生育平均年龄为29.13岁推算,假设生育间隔期为两年,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平均年龄将在31岁左右或更晚专家分析认为,女性生育年龄在23-30岁之间为最佳时期。女性在30多岁之后生育能力逐渐下降,35岁以后生育能力急速下滑,生育畸形儿的比例随之增高,流产机率高达4-5%。鼓励公民晚婚晚育将直接影响我国的人口质量。二是导致育龄夫妇二孩生育意愿降低。我国计生法规定,公民晚婚晚育可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全国各地的计生条例中也对晚婚晚育奖励制度作了明确规定,如《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晚婚的,增加婚假十二天,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照发;晚育的,男方可享受七天护理假,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照发。”据此规定,在职职工即使获准合法生育第二个孩子,也不能享受“晚育”的奖励待遇(包括产假、男方陪产假等),还或因生育二孩要请假而影响工资、奖金等待遇的足额享受。鼓励晚婚晚育造成“二孩”生育成本高于“一孩”生育,直接导致育龄夫妇二孩的生育意愿降低。

为更好推动“全面二孩”政策的完善和实施,建议如下:

一、建议政府及媒体淡化对“鼓励公民晚婚晚育”的宣传。“全面二孩”实施之后,“鼓励公民晚婚晚育”的提法将与当前改革后的人口政策极不协调,建议政府不再提倡公民晚婚晚育,并淡化对“鼓励公民晚婚晚育”的宣传,及时撤除、更换含有晚婚晚育相关内容的宣传标识、标语、手册等,让国家“全面二孩”政策尽快深入人心。

 二、建议逐步取消、调整与“鼓励公民晚婚晚育”相关的各类法律、法规、政策,并同步优化相关奖励制度。在老龄化进入加速期和二孩生育意愿较低的双重前提下,适当鼓励生育事实上已成为保障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项之一。为此建议,逐步取消法律、法规及政策中“鼓励公民晚婚晚育”的相关内容及奖励制度,并进行同步优化调整,将原有的奖励制度调整为适当鼓励生育而实施的新举措、新福利,以体现国家的政策关怀和社会进步,提高育龄夫妇的生育热情。

(责任编辑:民革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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