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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概况
 
 
中国民主党派和民革的历史道路
 
中国民主党派的由来

 
  民革党员不是孤立的,与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多党合作的历史、国家发展的历史不可分割。我们首先要对中国的民主党派有所了解,把民革党员放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和中国民主党派发展的背景上来认识和理解。
  一、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它产生的阶级基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一头是工人阶级很小;广大的中间地带最大的一块是农民,所以首先是工农联盟,这是革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时有两个联盟:工农联盟和工、农、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四个阶段的联盟。中间地带除农民外还有两块,都不大,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是夹在工农联盟和三大敌人之间的中间阶层。这部分力量非常软弱。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有明显的两面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很强的革命性,同时又有较大的散漫性。这两个阶级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缺乏独立性,或者投靠三大敌人,或者投身革命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从民国初年开始,这两个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就幻想通过议会斗争建立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民主党派一些前辈,张澜、沈钧儒等等,包括我们民革的一些领导人,都试过这条路,都碰壁了。
  二、以上是泛指的中国民主党派,还有特指的就是今天我们这八个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党派全书》中对民主党派有个定义:“对我国1948年5月1日前已经成立,并在反对三大敌人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共同斗争中具有民主历史的一些党派的统称。”这个特定的中国民主党派至少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长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二是必须长期从事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运动,有着强烈的爱国和民主要求;是必须和共产党有着长期合作的关系,响应中共1948年“五一”号召,并参加筹建新政协和新政权。只有符合这三点的才是这个特指的中国民主党派。1949年在召开的新政协时,有28个党派团体都要求参加新政协,其中包括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等等。经过严格审查、严肃处理,这些党有的解散了,有些比较有影响的人士,参加了其他民主党派,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一些人就加入了民革;有的作为政协特邀代表,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政协。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今天不能有第九个民主党派。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在1949年就经过筛选。
  三、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中国民主党派是具有它自身特点的:
  1、它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是带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它的内部有进步、中间、落后的政治分野。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历史进程中就分化了。它的青年党中,李璜、曾琦、左舜生就分化到国民党一边去了,剩下的一部分改名为中国青年党革命委员会;它的民社党的张君励,也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在台湾,这两个小党现在还在。而民主党派任何时候总会有左、中、右,每遇大的风浪都会分化。
  2、在最初的阶段,民主党派都有两面性,但是以进步民主为它的主导方面,所以它是进步的,革命的。
  3、从成立开始, 民主党派就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它们大体上都经历了早期联共反蒋,中期的支持共产党,最终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过程。中国民主党派是没有自己独立发展余地的。
  当然,要真正了解民革历史,我们还要了解中共的历史,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有什么样的历史,我们民革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样的历史,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总是相应的。
 
    民革历史各发展阶段中一些重要问题
  要把民革50多年来的发展史讲清楚,就需要划分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并找到每个阶段的一些标志。譬如:“五一”口号、新政协召开和新中国建立、反右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89)14号文件的发表……等等。这些历史事件都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使历史发生了质的变化。另外,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以及各次大会所修改的党章、党纲,也都是重要的标志。由于我们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发展阶段以及重要标志,同中国共产党一般都是相呼应的。
  一、第一阶段,从反蒋爱国到为新中国而奋斗(从民革成立到新中国诞生)
  1、国民党民主力量,从国民党的分化中逐渐觉醒、集结和联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概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建了它,并于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将它改组,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中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使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孙中山去世后,围绕着坚持还是背弃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正确的政策,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野,1927年,右派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归于失败。在这危急关头,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成了最早的国民党民主派。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分子,包括一部分爱国将领,不顾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政策”,纷纷起兵抗战。从东北军将领,到十九路军,到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都给予日寇沉重打击。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更是国民党民主派抗日反蒋力量的一次重大集结和联合。而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西安事变,终于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了全面抗战。抗战促进了许多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觉醒。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对派妥协、分裂、倒退面目的进一步暴露,国民党民主人士和爱国民主分子进一步集结,并开始酝酿建立组织。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1943年在重庆成立的由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等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和1946年在广州成立的由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而冯玉祥1947年也在纽约成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内战。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反动派败象毕露,越来越多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站到了人民革命力量一边。为了进一步形成合力,协调行动,1947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会议决定于1948年元旦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会议发表了《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等文件,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
  正如何鲁丽主席指出的:“民革的成立,是国民党各派爱国民主人士大联合……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集团从政治上组织上划清界限,公开决裂。它不是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别,而是成为中国的一个民主党派。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为目标,投入人民革命斗争。”(《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民革成立为标志的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是很不容易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实现的,是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相合拍的。
  2、为新中国而奋斗,民革同志同中共党员的鲜血流在一起
  几十年来,特别是民革成立之后,国民党民主派的同志们投入到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中,不少民革同志的鲜血和中共党员们流在了一起。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杨杰烈士。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早年入云南陆军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参加过同盟会。武昌起义时返国,又参加过护国和北伐战争,可以称得上是国民党元老了。就是这样一位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上将,也彻底看穿了蒋介石集团的末路穷途,毅然与他划清界限,于1947年参加了民联。到1949年,他被邀请参加新政协的筹建,从云南到香港,准备北上解放区。9月19日在香港寓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年只有60岁。杨杰将军是为新中国的诞生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我们应写出《杨杰传》,作为历史的纪念。象杨杰这样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种种迫害的国民党民主人士绝不是个别的。
  在全国各地,许多民革的同志,因搞策反、暴动、收集传递军事情报等等而经受了种种生死考验。以上海为例,民革中央常委、军事特派员王葆真在解放前夕秘密来沪组织沪宁临时工作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以他为首策划的“京沪暴动”,因特务告密而暴露,致使沪宁两地十多位地下同志被捕。同志们在狱中表现得坚贞不屈,最后,孟士衡和中共党员吴士文、肖俭魁等三人于1949年4月9日被押赴宋公园(即今天的闸北公园)处决。他们沿途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临刑前,孟士衡给妻子写下遗书:“秦秀卿贤妻鉴:我为革命而成仁,死而无憾。结婚七载,诸多负汝,尚请见谅。汝可改嫁,善自珍重。”情真意切,悲壮感人。王葆真时年已71岁,刑讯被打得遍体鳞伤,仍斩钉截铁地说:“军事问题只我一人知道,与别人无关。”短期内写下了诗词百余首,字字珠玑。他最终被判死刑,缓期执行,终于在狱中迎来了解放。
  与上海有关的还有地下民联成员吴石将军。他为革命随军去到台湾,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在中共台湾工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不幸事发被捕,于1950年6月9日在台北壮烈牺牲,他是秘密战线上的英雄,是中共和民革“风雨同舟”的榜样。
  3、历史关头的重要抉择——关键是指导思想和领导力量
  民革《成立宣言》中对中国近30年的历史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都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对革命的对象做出了明确的断定,对革命的任务也作出了鲜明的归结,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限于当时的思想认识,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和策略需求,《宣言》在革命的指导理论和领导力量上,未能提供正确的答案。它一再强调:“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三大政策仍为实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之必要手段。”这样的结论与当时革命实践的距离是不言自明的。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当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到达解放区、参加新政协时,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不理解。董必武同志在给华北人民政府科长以上党员干部谈话谈到民主协商时,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不明白这个道理,说了许多怪话:‘革命的不如不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早革命的不如迟革命的,革命战争困难的时候看不见他们,胜利了怎么都出来了?’”……“我们所说的民主人士,是指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这些人士是很复杂的。用革命的尺度来看,有同情革命运动,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有同情革命运动,参加工作积极的和不积极的;有同情革命但不明白我们革命到底搞些什么的;有在革命运动高涨时他轰轰烈烈干得很积极,而到革命低潮时就很消沉的;有过去是反革命,后来觉悟走上革命道路的;有不久以前还是反革命,新近才参加革命的。”这段话分析得特别清楚,而且非常适用于我们民革。
  民革是在孙中山的旗帜下,由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人士所组成的。真正的国民党民主派,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民主一边的不多,就是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还有邓演达。其他不少人都走过很曲折的道路,所以叫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象张治中,是在最后才加入革命阵营的。他和毛泽东是好朋友,和蒋介石也是好朋友,但他有自己的人格魅力。最近有部电影《肝胆相照》,写李济深的篇幅很多,写他的思想斗争,很生动,很自然。他虽然长期反蒋,但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他也执行过蒋介石的“清党”政策。“革命不分先后”,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既然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就应不计前嫌,肝胆相照,这说明,中共的统一战线有巨大的包容性,许多民革同志为此都深受感动。
  应该说,思想认识上的进步有时要比迫于形势的行为抉择更加困难。民革的一些同志多年来都习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为正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仍习惯性地拿孙中山先生的各条论述与中国提出的各项主张对号,并认为“大体上是一致的,实质性的内容并无多大改变”。而对于中共,只认识到“它已发展成为独立革命政党”,看不到它的领导地位;反之,对民革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却又估计过高,认为支持蒋介石,“只剩下特务爪牙和少数腐化顽固分子”。所有这些分析,显然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力地触动着革命者的主观世界,推动他们的思想认识相应地发生飞跃的变化。当民革的领导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特别是进入解放区后,这一转变就更加明显了。当他们一旦直接与中共及其领导人、与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将士接触后,思想认识上所发生的变化,真是何等巨大。李济深主席在当年写的一首诗中吟道:“叱咤风云定九州,指挥筹策世无俦。百年帝国宜回首,千载工农庆领头。”诗中所表达的对中共及其领袖,对工农大众的认识与感情,与《成立宣言》相比,真是跨越了一段历史。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1949年1月29日,民革在沈阳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声明》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字是——“中国革命,为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一环,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又以工农大众为主力。因此,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三反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至此,明确宣布了新民主主义是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在各民主党派中,这是春雷第一声。不要以为这一步的跨出是轻而易举的。据2002年7月《中国政协》上刊登的一篇纪念王昆仑同志的文章介绍,直到1949年11月去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民主党派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还有些人坚持“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之正确指导理论”,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之际,王昆仑支持李济深的意见一锤定音。终于在我们民革的组织总汇上明确写上了“确认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在现阶段已与新民主主义汇流,并愿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正如何鲁丽主席所说的,“接受中国革命的领导,这是民革必然的历史选择,是民革的光荣传统”,让我们记住这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
  4、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孕育,历史从这里开始。
  据一些民革前辈回忆,民革在香港成立时,“英上、下两院,美众、参两院发来贺电,祝民革在国共两党之外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鼓吹扶植一批自由主义民主分子组织新政治团体走第三条道路,与英美议会给民革贺电遥相呼应。”
  帝国主义的先生们是这样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党派,那么,回应又如何呢?王兆国同志在事隔50年后指出,“当时,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幻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寻求所谓‘第三条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片面强调‘国共代表两个极端’,只有‘代表平民公意’的中间路线‘能代表一切处在大地主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有些人甚至要求中共党员‘放下武器’与国民党彻底合作”。这一分析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有的党派就提出了过“不右倾,不左袒”的观点,“中间路线”的政治幻想也确实影响过一些民主人士。但是历史和现实又在给我们上课了。
  首先是国民党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他绝对不允许你走中间道路,对国统区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对解放区悍然反动的空前内战,再一次教育了民主党派,任何和平、合法的改良运动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中国共产党,这是正面教员,以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以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以积极开展的争取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出色工作,彻底堵住了所谓“中间道路”的通途。这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由来和发展。有一本书把这一历程概括为三句话:“孕育于民主革命时期,确立于建国之初,蓬勃发展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很确切。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共1948年发表的“五一”口号,难怪有人说“历史从这里开始”,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确实是从这里真正起步的。“五一”口号的核心是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的正确主张和真诚态度极大地鼓舞了民革。5月2日,民革立即举行会议展开讨论,一致认为,号召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民革领导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响应“五一”号召,并发表了响应声明。
  从1948年8月开始,在中共的周密安排下,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的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民进主席许嘉璐同志1998年为纪念“五一”号召发表50周年敬谒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时写下一首七绝:“迢递来瞻西柏坡,老松犹壮新枝多。晴空或有风云骤,叶干向阳舞婀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历史从这里开始,走过了50年的光辉历程。
  二、第二阶段: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在人民民主政权中发挥作用(从建国到反右斗争)
  1、在新中国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我们民革做了大量工作,是有功劳的。解放初期的各项政治运动,我们都有很认真的决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都认真地贯彻、发动。譬如,土改对我们民革成员的冲击是很大的,民革有很多成员,本身就是地主或者地主子弟。刘文辉在土改时说:“我就是一个大地主,用四川话说,就是一个‘大绅粮’,我决定,无条件、无保留地献出我的土地。”邓锡侯说:“我下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卢汗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地主,回到家乡,一定要多方解说,劝导,为实现土改而斗争,自己  首先放弃了过去地主享有的非法权益。”据统计,占总数四分之一的民革党员投入了土改运动。在抗美援朝中也是这样。我们许多老同志,当时年事已高,但仍参加慰问团,在枪林弹雨中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我们上海市民革的徐续宇,他是著名的肺科专家,毅然参加了医疗队,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由于条件极差,就长期跪在地上抢救伤员。我们的许多子弟参军参干,许多党员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共捐了13亿元(旧币)。镇压反革命运动,有些民革党员与被镇压的反革命的关系也是很错综复杂的。但是,解放初期民革的广大党员还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投入了各项运动。
  现在,有人对当时的政治运动提出异议,认为是“左”,斗争对象也扩大化,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事情过了几十年,回过头来看,当然可以总结出不少经验教训。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运动的开展,还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的。广大民革党员的积极投入,正说明进入新社会后,民革党员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积极性都得到了激发。民革作为一个政党,能有这样的战斗力,与1949年“二大”的召开,国民党民主派四方面力量(民革、民联、民促、其他人士)最终实现大联合,以及各级地方组织的建立,也是分不开的。
  2、这段时间,民革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关系是好的,多党合作制度得以建立。有人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度了七年“蜜月”,最初的七年确实合作得是很不多,多党合作的制度就是在这七年中发展起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也是毛主席这时提出来的,给了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很大的鼓舞。
  这七年中,从政协到人大,从《共同纲领》的制定,到共和国宪法的诞生,民革都参与其间,在人大、政府和政协中,民革领导人都担任了一些重要的职务,在人民民主政权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时,我们民主党派做的事情,有人用“参、代、监、改”来概括。参,就是参加国家政权,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当时在国家政权中,民主党派成员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员中,非中共的占了46.5%,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里,也占到28%。部长的实职,将近一半是党外的,有的部正、副部长都是党外的。当周总理把部长提名拿给毛主席看时,毛主席说:“你真是‘周’总理啊!想得真周到。”代,是代表和反映成员以及所联系的阶级和阶层的合法利益和合法要求。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政府公职人员有350万,军职人员800万,其中不少人都跟民革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和联系,要代表并反映他们的合法利益,以促进社会的安定,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监,就是今天所说的民主监督。改,就是进行思想改造。这实际上就具有了今天参政党的雏形。
  3、这个时期,“左”的思想在冒头。加强思想改造是好的,但“左”的压力很大,我们看当时的许多文件的提法,那真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由于宁“左”勿右,各项运动中,确实有扩大的现象,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
  三、第三阶段,在曲折的发展中经受考验,荣辱与共的遭遇促进了肝胆相照(从反右到文革结束)
  1、文革前,围绕“左”的问题,存在着两个侧面。一方面,“左”的影响日益严重,一直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由来已久的,对我们民主党派,也早就产生了压力和影响。1958年4月,民革“四大”所通过的党章,开宗明义提出,“就我党目前成员的思想状况看,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而它的组织、成员必须进行根本改造,才能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这样,就把“改造”放到了首要的根本的地位。在反右时,我们一些领导人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还是很有水平的。陈铭枢、李济深都是从立法的角度、法制的角度提的。但是,“左”的思潮很严重,许多人被打成了右派。不过,还应该看到,这中间的八、九年间,也存在着另一侧面,就是有人曾试图扭转这一状况。既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那么,说民主党派还是资产阶级政党,又怎么说得过去呢?从理论上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维汉同志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对此就进行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周总理也指出过,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属于劳动人民。陈毅同志1962年在广州,甚至给大家举行过“脱帽”和“加冕”典礼。当时还搞了个“神仙会”,宣布“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想扭转改变“左”的做法,想把统一战线发展下去,但是,阶级斗争越搞越凶,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了。
  2、十年动乱,我们民主党派受到很大迫害,也经受了一场考验,民革各级领导和广大党员是经受得住考验的。我们就没有发现,民革中有紧跟“四人帮”、效忠“四人帮”的。老一辈民革领导人,如程潜,他家附近有丑化朱德的大字报和漫画,程潜就叫女儿写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大标语,把那些大字报和漫画都覆盖了。蔡廷锴看到有“打倒刘少奇”、“炮轰朱德”的大字报,就对人说,人家是国家主席、总司令,这样胡闹,简直是乱法。张治中和毛主席关系比较密切,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亲口对主席说:“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我们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都成了走资派?”廖运泽的事也很感人。八一南昌起义的专案组要他承认起义的领导者是林彪,面对威胁,甚至枪口的威胁,他坚持实事求是。这类事,我们民革中央和地方上都有。有的同志还开展了一些更积极的斗争。
  3、荣辱与共的遭遇促进了肝胆相照。应当怎样看待文革?文革中,民主党派不是受共产党的迫害,而是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共产党自己还在受迫害呢,而且,有的比民主党派更惨重。尽管毛主席有过一些指示,想保持统一战线,尽管周总理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想保护民主党派代表人士,但从总体上看,都已经是无济于事了。
  “荣辱与共,不经过文革,大概还想不到这四个字。经过文革,才真正体会到,共产党跟你们是真正荣辱与共的。”是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产党取得辉煌成就,我们脸上也有光;共产党受难,我们也跟着倒霉、遭殃。我们是生死与共,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文革十年动乱给我们的启示。
  四、第四阶段:新时期开创新局面,民主党派迎来了真正的春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89]14号文件的公布)。
  1、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是根本。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旦确立,一切就都改变了。邓小平1976年6月15日和10月19日的两次讲话,是对新时期统战理论、统战思想非常好的概括。前提是阶级关系的变化,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全会的开幕词中说,“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就把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民主党派的性质阐述得清清楚楚了。10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再一次强调了我们民主党派的作用。他说,“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他对各种各样的人做了分析,其中指出,“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也能够利用自己的专长和社会关系,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作出自己的有益贡献。”这段话就是针对我们民革讲的,就是说民革成员不单是可以做祖统工作,我们凭借自己的专长和社会关系,还有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邓小平的这两次讲话对我们民主党派的工作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2、从阶级联盟到政治联盟,从“八字方针”到“十六字方针”。我们民主党派新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从阶级联盟改变为政治联盟,这个变化是极为重要的,也是极为深刻的。与阶级联盟打交道是为了调整阶级利益,无产阶级通过调整,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起工作;而政治联盟则是在劳动人民内部存在的一种合作和协商的关系了。由于这一变化,我们在新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增加了趋同性。我们有了根本一致的利害关系,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广大的民革成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已经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多是解放后党和国家自己培养起来的,趋同性自然更大了,“求同存异”的“同”也就更加明确更有基础了。
  当然,在中共党员之外还要有八个民主党派的存在,那就说明它们肯定有不同于中共的地方,这就是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差异性。差异也是明显的: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民主党派却是“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的政党,代表的主要是各自所联系的那部分“劳动者”和“爱国者”的利益,我们的党章里都明确要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却没有提出最终的奋斗目标。因此,我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就会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角度,就会有自己的感受和要求,就会提出与中共“不同的声音”,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我们这“不同”的声音,就有利于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我们这个阶段还有一个调整,就是从八字方针变为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历史条件成熟了,我们同中共的关系发展为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真正成了一家人,这就肝胆相照了,这既反映了我们关系的密切,也反映了我们政治地位的提高,当然,任务也就更重了。
  五、第五阶段:参政党地位的确立,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而努力(从[89]14号文件公布至今)。
  1、参政党地位的确立。[89]14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公布,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它的起草源自邓小平同志,而它的完成则是在江泽民同志手中,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共第二、第三两代领导人在统战问题上的一次交流。文件中关于参政党和执政党关系的理论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的,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这一论述准确地阐明了民主党派的定位、性质和中共的关系,为几十年来革命实践的探索找到了最适当的表达语言。
  说到领导问题,文件中特别强调,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不是企业和单位那种一般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那种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领导和接受领导的关系。是一种通过思考,主动地能动地接受领导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我们享有宪法允许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的平等,能够独立自主地处理我们内部的事务,独立自主地开展我们的活动。对此,民革“九大”党章加上了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了党员的政治纪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这是我们党的政治纪律。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坚持和完善。这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早在50年代,周总理就讲过,协商加选举是我们国家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层一层通过选举产生,通过这一制度,人民享受权利,实现民主。同时,政治协商、多党合作,这是基本政治制度(还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也是基本政治制度)。由于这项制度现在写入了宪法,已经成为国家的意志。它的特点,从政治角度讲,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从政权角度讲,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自(89)14号文件发表至今的十年来,我们民革和各民主党派一样,在这样一个多党合作的政治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话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特别是参政议政,作为前两者的拓展和延伸,更给了我们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我们履行职能的任务更加明确了,渠道更广阔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进程也更加快了。我们不仅服从与服务于中心和大局,也不忘反映广大党员和联系人士的社情民意;我们重点抓住一些宏观性、前瞻性、专业性的大课题,也不忘关心和研讨一些与广大党员和联系人士关系密切的具体问题。而为了作好这一切,同时在加强自身建设。
  3、绝对不能实行西方议会制。经过五十年发展,我们认识到,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我们的国情是格格不入的,正如(89)14号文件所指出的,我们的政党体制“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从本质上看,我们的多党合作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诞生的,而西方政党议会的产生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期,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产生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也不一样,西方是私有制,我们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西方是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开始是新民主主义,后来是社会主义。活动方式也不一样,两方议会的活动方式主要是竞选,而我们的活动方式是协商。他们的政党关系是对立的,互相攻击的;我们是合作的,肝胆相照的。我们的内容也比他们要广泛得多,不仅在中央,各级地方也实行多党合作,而且是巩固的、稳定的,不象他们随时都会变化。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历史条件的产物,具有任何其他制度不可比拟和替代的特点和优势,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通过学习民革党史,可以进一步认清这一道理。
  江泽民同志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党的领导班子,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我们民革一定要遵循这一指示,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而竭尽全力。任重道远,我们民主党派在履行新的历史任务的实践与奋斗中,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继承优良传统,搞好政治交接
  江泽民同志1997年12月23日在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人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基本上完成了组织上跨世纪新老交替的各民主党派”要“进一步搞好政治交接,”这“是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级组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而“政治交接的核心,是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老一辈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一代一代传下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坚持和发展。”
  学习党史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包括民革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何继承优良传统搞好政治交接就成了我们自身建设中的一项首要任务。
  刘延东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中对这些优良传统做了一些概括,对我们很有启发。这里,我就结合了党史的学习,谈一些如何继承这些传统的认识和体会。
  一、 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奋斗
  在民革的优良传统中,这是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奋斗,这是我们民主党派几十年来的历史选择,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也是我们党章里已经明文规定的广大党员必须遵守的一条政治纪律。
  要继承这一优良传统,首先要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本世纪三大历史任务的完成,就没有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统一。尤其是在本世纪交替的今天,我们更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品格,看到它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奋斗和前进。我们决不能被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表象、假象所迷惑,也不要被前进中不可避免的一些障碍与困难所动摇,只要我们集中着眼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着眼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着眼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够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与跳动着的脉搏,就能认识到它的先进性。
  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根本的认识,我们就要坚定不移地心悦诚服地与它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我们是一家人,是自己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说,从过去的历史,特别是文革那段历史中我们体会到“荣辱与共”多少还有些被动和不自觉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团结合作与共同经受考验就完全是自觉的、主动的,是在真理照耀下的一种明智的选择了。这是任何人、任何思潮所迷惑不了的,所离间不了的。
  我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之所以牢不可破,就在于我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它,实现了它,就有了我们共同的一切;没有它,失去了它,我们就都将陷入逆境,都将愧对历史和子孙后代,这是各民主党派党章中都明确阐述过的。
  二、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这项传统是我们最感亲切,最引以为荣,也最富有感情的。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我们已高举了数十年。一直到今天,许多同志一提到它,还会心潮澎湃。
然而今天,要真正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真正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却不是光靠一腔热情就能实现,更不是提倡国粹、回归舜尧所能办到的。今天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的一致性,只有掌握这一关键,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才可能继承和发扬。
  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说到底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适应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民意,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是一条真正的强国富民之路,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全世界的炎黄子孙的光辉前途。
  我们既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尤其是在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今天,我们民主党派一定会发挥我们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联系广泛的优势,围绕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既不崇洋媚外,盲目照搬西方;也不闭关自守,坐失与国际接轨的良机。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实现民族振兴、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实现自己的爱国理想。
  三、 科学、民主、求实
  科学、民主,“赛先生”和“德先生”,从“五四”开始,就紧紧吸引了广大知识分子,也成了我们各民主党派追求的目标和优良的传统。
  是的,作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民主党派,更应当崇尚科学、追求真理。这不单指我们要坚守各自的岗位,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专业任务,为“科教兴国”事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而且应当包括以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严肃认真的探讨中,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政治文化的积极建设中,尽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党派,是最高层次的政治团体。
  今天,要真正发扬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必须遵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尤其当我们联系到我们所履行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这些神圣职能时,我们更要看到事业对我们的要求——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们要作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我们要作到不务虚名,甘做实事,无私无畏,心怀坦荡,不计个人得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挚友,诤友乃至畏友,任何患得患失、看风使舵、苟且钻营都是与这一传统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老一辈的同志在这一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他们的高风亮节,把我们民主党派的形象塑造得更好。
四、 自我教育
  上下求索,自我教育,迷途知返,服从真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我们民主党派的传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这种做法和精神值得发扬。
  今天要搞好自我教育,就是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然,一切有利于有助于我们工作和事业的理论、学说、知识和技术,我们也都要努力地接触和掌握。
  学不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以立德,只有通过学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掌握了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斗争中不迷失方向,站稳了脚跟,跟上执政党前进的步伐。学以增智,只有通过学习,接触到各学科发展中的最新贡献,了解到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崭新变化,我们才能不落后无知,不因循守旧,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以对国情、世情、民情的深入了解,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学以致用,用是学的目的,也是学的根本。只有有的放矢,认真实践,力求在实践中解决新困难和新问题,学习可能有实效,自我教育才会达到真正的目的。
  自我教育,还要求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我们许多老一辈同志所具有的宝贵的自我改造的精神。可惜,近来人们提得少了,“改造”一词似乎也“犯忌”了。其实,周恩来同志早就提倡过:“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光荣的,应当成为我们的传统。
  以上这些传统,都是我们宝贵的政治财富。我们要继承这些传统,并赋予它新的内涵,使它们代代相传、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参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学习党史所应有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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