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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林伟芬)
发布日期:2018-10-09

论文提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险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特殊之处在于保险合同所指向的标的物并非一般的商品或者经济现象,而是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这种保险标的与保险人分离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保险活动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情况,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因此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中又被称为最大诚信原则)。而保险合同作为保险活动的载体,浓缩了相关的保险活动的准则,因此分析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对于了解整个保险活动将大有裨益。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与民法中的诚信原则除了起源和表现不同外,还表现为保险法中的诚信要求更高。在基本理念上基本是相通的,加之近代两大法系出现的相互融合和接轨的趋势,必然需要对这两个原则进行制度上的结合和重筑。笔者认为我们在保险法中规定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时,必须首先认识到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与民法中的诚信原则的区别,这样才能正确地结合两者。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主要内容包括告知、保证、弃权和禁止反言。本文全篇共9978字。

主要创新观点:

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在保险法中仅以具体制度出现,难免存在不能涵盖所有情况的缺陷。在英美法中,法律是在实际案件的处理中不断完善的,当法律出现不周延性时,由法官用判例予以弥补,因此不需要弥补成文法不足的上位原则。而我国不允许法官超越法律创造新的规则,因此在确立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时,不能仅仅停留于一些具体制度的创设,否则在实务中会因具体情况的多样性,从而使具体案件无法得到很好的处理。而在保险法中,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不能像民法的诚信原则仅作为抽象性原则予以确立,否则将使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因为缺乏操作性而形同虚设。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在引入诚实信用原则时,应当与大陆法传统的原则观念相结合。用大陆诚信原则的抽象性弥补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具体制度规定中的不足。兼顾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具体制度的操作性和抽象原则的概括性。形成既有上位原则性统领整个保险法,又有下位的告知、保证、弃权、禁止反言等具体制度的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体系。当具体制度不能适用于具体案件时,便可借助于上位抽象性原则予以补足;同时又能用具体制度的规定限制在适用上位抽象性原则时滥用。

以下正文:

一、 诚实信用原则理论基础

(一) 民事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沿革及在商事保险合同中的内涵

1. 民事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沿革

民事诚信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上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1804年《法国民法典》规定了契约应善意履行之,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合同关系。随后的《德国民法典》更强调诚信原则,并将其从仅适用合同关系的规则扩大成债法的一般规则。1906年英国在《海上保险法》规定了海上保险契约是建立在最大诚信基础上的契约。追溯至1766年,英国早已在Carter V . Boehjm一案中使保险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第一次在判例法中得到确认。现代意义上的诚信原则在民法中得到真正的确立始于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首次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以成文法的形式正式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2我国在1986年在《民法通则》中正式确立了诚信原则。1995年,我国《保险法》规定了保险活动必须遵循自由诚实信用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逐渐步人法制轨道的条件下,诚信原则是维系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良性存在和运转必不可少的道德原则和法制原则,是一切市场主体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

2.商事保险合同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涵义

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又称“最大诚信原则”,是指在保险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应本着最大的诚意办事,自觉地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严格恪守守信用,互不隐瞒和欺骗,否则将导致合同无效。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领域的运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首先确立了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规定如果任何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另一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初期主要是保险人约束投保人的工具,后许多国家的法律也增加了保险人应当遵循的最大诚信的义务内容。我国《保险法》第5条也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表现为保险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或合同有效期内,应想对方提供影响对方是否订约以及订约条件的重要事实,同时绝对信守合同缔结的认定和承诺,否则受害方可以主张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甚至要求对方赔偿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提出,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主要内容:告知、保证、弃权和禁止反言。

二、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中的告知义务

(一) 告知的概念

告知在保险中又称为如实告知,指在保险合同订立前、订立时及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对已知或应知的危险和与标的有关的实质性重要事实向保险人作口头或书面的申报;保险人也将对投保人利害相关的实质性重要事实据实通知投保人。告知强调的是最大诚信中的诚实。

就告知义务范围而言,世界各国或地区保险立法有两种立法态度:

   1.无限告知义务。一种主动性义务,即“自愿地向对方充分而准确地告知有关保险的所有重要事实,无论被问到与否。”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规定:“在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应依本条之规定,被保险人必须向保险人告知其所知的一切重要情况。被保险人应视为知道在通常业务过程中他应当知晓的每一情况。若被保险人未作此种告知,保险人可以撤销合同。影响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的决定或决定是否承保该项风险的每一情况,即属重要情况。”这对投保人很不公平,但目前英国海上保险仍遵守这项制度,德国和日本也采无限告知主义。

2.询问告知义务。多数国家采询问告知主义,即投保人对于保险人询问的问题必须如实告知,对询问之外的问题,投保人无需告知或无义务告知。这项制度对投保人要求较宽松,相对较合理,我国和瑞士等国家采询问告知制度。

(二) 告知义务的履行

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关于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我国保险立法有关保险合同之告知义务履行之方式采询问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立法采书面询问模式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为我国普遍的保险法律知识尚低,无法判断哪些事项属于告知义务之内容,而保险人专业性且对会影响承保事比较熟悉,所以让保险人设计问题,然后要求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制度是合理的。但是投保人对自己已履行告知义务负有举证责任。尽管我国保险立法对保险告知义务之履行方式采书面询问主义,但是也存在例外。我国《海商法》第222条所规定的告知义务则采自动申告主义。

(三) 告知义务的主体

关于如实告知义务的承担人,各国立法例规定的不尽相同。有的国家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如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有的国家区分不同情况,如日本;有的国家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如韩国、瑞士。美国保险立法对于如实告知义务的承担人,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规定。但在美国各州的保险实务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地位并未加以明确划分,通常将被保险人列为如实告知的义务人,实际包括在投保人内。 

我国《保险法》规定了告知义务主体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险法》第52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而《海商法》中认定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对于告知义务主体的确定,我国王恩韶先生认为应将主体范围限定在投保人。

(四) 告知义务的内容

告知的内容,主要是指重要事实的告知。在我国保险实务中,认定是否属“重要事项”,应结合保险利益情况、保险标的物的性质状况以及保险标的物安全方面的情况来认定,同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保险人应对投保人进行引导。对于哪些是与保险标的有关的重要事项,对投保人而言难以判断,而保险人在保险关系中居于有利地位,所以保险人应制订出书面询问表或在投保书列出询问项目,让投保人进行填写,以使投保人履行重要事项告知义务。二是重要事项应该是投保人所明知或应知的。有的情况虽然对保险人接受投保或提高保险费率与否至关重要,但投保人不知道或无法知道,若要求其告知的情况与客观情事实完全一致,对投保人来说太不公平。所以投保人只要尽到善意而无过错,即使告知情况与客观重要事实不符,也应认为投保人完全履行了告知义务。

(五) 告知义务的完善

1. 告知方式的完善

我国保险法实行询问告知主义,这种告知方式与我国保险业目前的发展水平及广大投保人的风险管理意识是相符合的。我国保险法规定的告知方式包括书面告知和口头告知,在实务中一般使用书面告知。同时,重要事项的标准有待细化,因为重要事项有一个专业标准,而被保险人知之甚少,有必要作细化的规定以防止保险人滥用行业标准。

2. 告知主体的完善

我国保险法有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两类。在财产保险中,为投保人他人之利益订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一般为财产的所有人,财产的所有人对于财产的状况较之投保人更为了解,所以除投保人外,被保险人也应承担告知义务;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为他人之利益投保,必然会导致一个实务中的难题一一当投保人正确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投保人不知道被保险人有某种严重疾病,此时保险合同成立实在有失公允,并且非常可能导致被保险人规避法律,而导致道德危机。

3. 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从现代保险立法趋势看,各国立法例均不同程度地确立了未告知之重要事实与保险事故之发生间的因果关系调整模式。俄罗斯、法国规定合同无效者,韩国规定合同终止者,意大利规定合同撤销者,但多数国家均规定由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在德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在保险法上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我国也逐渐完善了这方面的规定。

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同时,为防止保险公司滥用合同解除权,规定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种立法政策具有强烈的保护保险人、同时惩罚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人违反诚信原则的价值取向,对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解除权具有两方面的效力,一方面具有溯及效力,使保险合同自始无效;另一方面,就保险费而言,可能只具有向后的效力,保险人在解除保险合同前所收取的保险费仍然得到法律的仍可,可以不必返还。投保人只有“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才享有解除权。排除了旧法关于投保人“一般过失”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即享有法定合同解除权的规定。在投保人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保险人对解除合同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仍应当退还保险费;规定保险人在订立保险时,就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而保险人仍然愿意承保的,保险人不享有法定合同解除权,并且对发生的保险事故需要承担保险责任。

三、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中的保证

(一) 保证的概念

保证通常是指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合同中约定,投保人担保对某一事项作为与不作为,或担保某一事项的真实性。他通常用书面形式或约定条款附加在保险单上面。保险中的保证源自于18世纪英国的海上保险,后美国于19世纪引入,将其运用于人寿保险及火灾保险中,忽略了海上保险的特殊情况。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保证是指承诺性保证,即被保险人凭此应当履行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或者满足某种条件,或者肯定或否定某一事实状态存在或不存在。保证是一种必须严格遵守的条件,无论它对风险是否重要。如果被保险人不严格遵守,除保险单中另有明文规定外,从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之日起,保险人解除责任,但不防碍在违反保证之前产生的所有责任。因此保证也可被定义为:是指保险合同中以书面文字或者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诺某一事实状态存在、持续存在或不存在,以及承担履行某种行为或不行为的条款。保证的目的在于控制危险,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尤其重要,通过保证确保保险标的及周围环境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

(二) 保证的分类

保证按照保证的事项是否存在,可以分为两类:第一,认定事项保证又叫确认保证,就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过去或者现在的某一事项存在或者不存在作出保证;第二,约定事项保证又称为承诺保证,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未来某一特定事项的作为或不作为作出保证。

保证按其形式可分为明示保证和默示保证。明示保证以文字的规定为依据,是保证的重要形式。默示保证指虽未以条款形式列明,但订约双方在订约时都清楚的保证。默示保证无须保险合同中文字的表述,一般是国际惯例所通行的准则、习惯上或社会公认的在保险实践中遵守的的规则。其内容通常是法庭判决的结果,也是某行业习惯的合法化,与明示保证一样对被保险人具有约束力。如海上保险的默示保证有三种:船舶的适航性、不变更航程、航程具有合法性。但明示保证有相反的规定,则从其规定。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在我国不存在默示保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鲜见此类判例。这一问题在我国仍不明确,至少海商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未普遍接受默示保证。

在我国司法上,以明示保证为主;实践中,确认保证和承诺保证是并用的。《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但这非上述中作为保险合同重要内容的“保证”了。缺乏保证制度是我国的一个法律疏漏,会导致保险人滥用保证行使合同解除权。

(三) 保证的完善

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这是唯一可以说保险利益的合法性是一项默示保证的规定。保险利益必须合法,但是此处规定的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而不是赋予保险人解约权。而且,违反保险利益合法性也不能因保险人弃权而得到补救。因此,保险利益的合法性实质上是一项法定的保险合同之生效条件,不宜把它当成默示保证。

默示保证最重要的体现在船舶保险上,在任何保险单中当风险开始之时船舶将适航的默示保证。对此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作了详尽的规定。我国《海商法》规定:“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船舶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船舶开航时不适航,但在船舶定期保险中被保险人不知道的除外。”现行船舶保险条款规定,本保险不负责下列原因所致的损失、责任和费用:不适航,包括人员配备不当、装备或装载不妥,但以被保险人在船舶开航时,知道或应该知道此种不适航为限。由此可知,船舶不适航在我国法律中是一项除外责任,该做法较之英国的作法对被保险人要宽松得多。

笔者认为,在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承运货物的船舶是无法被作为被保险人的货方控制的,也无法知道其是否是适航。既然船舶不适航造成的货损不在保险人除外责任范围内,那么因不适航和承保的自然灾害以及意外事故共同作用引起的货损,保险人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被保险人己经知道承运船是不适航的,仍然将货物装运,从而引起的货损的,依据“被保除人的故意行为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的除外责任,可推定保险人不能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完善我国海上保险法中的保证制度已成燃眉之急。笔者对我国海上保险保证制度的完善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合法性保证,即被保险人保证保险人所承保的海上风险必须为合法的商业行为。从我国《保险法》和《民法通则》的一般规定、可推知,即使保险单没有约定被保险人对其投保的海上风险也应向保险人保证属于合法经营或交易,保险人不可能也不应当承保违法的海上风险。因此,应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在投保的海上风险中存在违法经营的情况,保险人无需证明保险标的损失的发生与被保险人的违法作为存在因果关系,即可拒赔违反合法保证后所发生的保险标的损失。

其次,在船舶航次保险中,应将适航更改为一项默示保证。因为在将其作为除外责任的情况下,船舶可能在承保航程中遭遇事故,如搁浅、碰撞等,而造成该船舶损失的因素可能极为复杂,其中既有船舶不适航的因素,也有船长、船员疏忽行为,还可能有其他一些外来因素。保险人很难证明不适航是造成该事故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原因。如果保险人不能提出确凿的证据,则他不能免责,而事实上若船舶在开航前或开航时是不适航的,则这一潜在因素将一直存在,保险人必须能够证明该潜在因素与船舶损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在实践中操作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应将适航作为船舶航次保险中的一项默示保证,要求被保险人必须遵守。

四、商事保险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中的弃权与禁止反言

弃权和禁反言是保险人的最大诚信义务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保护善意投保人的利益,对保险人的权利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弃权和禁反言对保险人的限制在保险的全过程中都有体现。

(一) 弃权

弃权,原是英美法上的概念,是“权利放弃”的简称,指自愿和故意地放弃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在保险中,弃权是指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如有放弃合同约定的某种权利或要求的行为,将导致其在以后不能再以这项合同权利被违背为由而行使对合同的抗辩权,通常主要是针对保险故意抛弃合同解除权或抗辩权而言,权利一旦被抛弃,就不得重新主张。但是,无论是保险人还是被保险人都只能对只涉及自己利益的保险合同弃权。如果这项权利中包含公共利益,任何一方都不能弃权。或者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当事人双方也是不可以通过协议来变更的。例如,在Sternanmanv . Metro Politan Life Ins,Co(N.Y.1902)一案中人身保险合同申请书包括一条:为保险人服务而进行医疗检查的医生应被视为投保人单方的代理人,这条款设立的目的在于让投保人放弃医生和保险人之间的关系,承担医生在医疗报告中的错误而产生的全部责任,法院认为这是对公共政策的违反,并说“当事人”不能通过协议变更自然的和逻辑的规律,也不能创制那些不有被创造的物理上的法律上的道德上的关系。

笔者认为,保险合同双方可以对合同项下的权利或特权进行放弃,除了涉及到公共利益和已经存在的事实。

(二) 禁止反言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禁止反言所作的定义为:“由于某人先前已经作出的言行或者某些在法律上被确认为真实的事物与某人现在所主张的索赔或权利相矛盾,因此对某人现在所主张的索赔或权利加以禁止的规则。”《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指禁止当事人提出与其以前的言行相反的主张;即对于当事人先前的行为、主张或否认,禁止其在此后的法律程序中反悔。否则,将会对他人造成损害”。比较两部权威词典,可得出结论,即普通意义上的禁止反言,是指某人先前已经存在一定的言行,该言行的效力影响了其他人,之后某人意欲推翻此前之言行的做法为法律所禁止。

禁止反言原理是作为对价理论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在20世纪,英美两国出现了大量利用禁止反言规则确认合同责任的案例,从而使这个原理在实践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1947年丹宁大法官所作的高树案的判决成为允诺禁反言规则在英国的复兴,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赋予了没有对价的允诺以法律拘束力。丹宁大法官所创立的允诺禁反言规则已在其后的很多案件中得到了承认,当今仍被英国及其他许多英联邦国家引用遵循。

在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将禁反言规则解释为:“若允诺人有理由期望其允诺会引致受诺人或第三人作为或不作为,且其允诺引致了此种作为或不作为,则唯有强制执行该允诺方可避免不公正时,该允诺具有拘束力。因违反允诺而准许的救济可以限制在维护公正所需的范围内。”20世纪80年代后期该原则追求公平的实质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Clarence Morris教授将这种发展视为不可避免的保险进化过程中向着公平和正义的一种调整。为了救济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难以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完全知悉的不利地位,限制保险人利用违反条件或保证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发展了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弃权与禁止反言。

(三) 弃权与禁止反言在中国的实践和完善

英国Woolf大法官在Hair v. Prudential Assurance一案中诠释到:如果一个合理的读者可以从保险人的提问中推知保险人只是关注投保书中列明的特定事实,则意味着保险人放弃了要求被保险人告知其他重要事实的权利。因此,如果保险人希望避免对其不利的弃权主张的产生,他必须向被保险人明确,除了投保书中要求告知的特定事实以外,被保险人有义务披露其它的事实。

我国《保险法》首次体现了弃权与禁止反言原则,其规定:合同的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7款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笔者认为,应将保险法中的禁止反言定义为:保险人在先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被保险人相信其不会依据某一特定事实行使解除权或抗辩权,并因此造成了被保险人的损害,如果之后保险人又依据该特定事实行使解除权或抗辩权,则法官应当对保险人的请求予以驳回的法律规则。

虽然《保险法》较以往有了较大改善,也更加适应我国保险业发展现状,但单就新增的弃权与禁止反言的内容,仍有有待改善。

首先,对于弃权的条款,我国《保险法》中只规定“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保险代理人的个人行为和保险人的疏忽,都可能致使保险人应知而未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形,而仅仅规定“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可能会造成法官在判案时产生疑虑。虽然保险人在保险实务中站在优势的地位,但是对于此规定,没有投保人的配合,这也将造成双方利益不平衡。因此,应该将保险人和投保人联系起来考虑问题。

其次,实务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分期缴纳保费的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接受投保人延期支付的保费或者在获知投保人有其他违约行为的情况下仍然接受其支付的保费。根据前述内容,这两种情况都应视为保险人的弃权,但《保险法》中并没有相关条款进行约束,这显然对投保人不利。因为《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三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或者超过约定的期限六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保险人接受投保人延期支付的保费,则投保人会认为保险人认可合同继续有效,若此时保险人根据该条规定的中止合同,不仅投保人损失了保费,被保险人也失去了相应保障。保险人在得知投保人违约的情况下接受保费也会产生类似问题。

最后,关于禁止反言的相关规定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对于带有复效条款的保险合同,在合同复效时若保险人明知投保人有未如实告知情节而接受复效申请,同样应该适禁止反言规则,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保护被保险人的权益。

    我国保险业逐步放开,竞争更加剧烈,保险公司必然会雇佣大批营业代理人,以推销保单,营业代理人因训练不够,不易维持一定的职业道德水准,难免会为了佣金而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因此,禁止抗辩原则之适用,无论对于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均属有利。在代理人与投保人串谋,将不实之情事写入投保申请书,影响保险人作出承保的决定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援引本原则,禁止投保人以代理人的不实言行为抗辩。反之,营业代理人在推销过程中诈欺撞骗,夸大保险合同的利益、曲解保险单的条款或就订约有关的重要事项陈述不实,致使投保人错误的信以为真,并使其受到损害时,保险人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提请索赔时,不得否认代理人行为的效力。这将有助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总而言之,引入禁止反言原则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保险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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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民革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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